所謂的中國佛教的積弱不振，是當時的佛教，已淪為專為「鬼」和「死人」服務，只在超薦亡靈或經懺佛事中出現的一種「儀軌」。太虛大師眼見此況，遂在1913年，提出佛教「教制、教產、教理」三方面的改革，試圖為當時佛教困境提出解方；同時也從此三大改革中，帶出了「人生佛教」的理念。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主要強調佛教是用來解決現實人生的問題，佛教的重心應從「彼岸」移轉到「此岸」、從「人死（鬼）」移轉到「人生（人）」，而在此前提下，舉凡對時代的關切與回應、社會的改革與關懷，都應是佛教須直視，乃至重視的積極參與課題。
此後的三十年，太虛大師著述不輟、辦學辦刊物，不但穿梭在教界、學界、政界，弘法足跡亦遠至歐美，成為第一位至西方國家弘法的中國佛教僧侶。凡此種種，均可見太虛大師推動佛教改革之心切與力行，是近代中國最早積極提倡佛教「人間化」的改革者；也是學界教界普遍公認第一位提出人間性佛教理論體系的建構者。
此時太虛大師復興佛教的理念，也隨著其積極的弘法腳步，流傳到了越南。雖然越南在十九世初三十年，也曾有復興佛教的聲音，只是當時未見成果；直到太虛大師革新佛教的理念進入越南，才又再次提振、接續了越南佛教這股改革動力。當時越南佛教刊物，如《慧炬》；或由太虛大師所創辦、亦廣泛在越南流傳的《海潮音》，都時常有人間性思潮的文章刊登。在多方佛教人士的討論、反省與自覺中，佛教應積極參與現實社會的理念，遂不只在中國佛教界湧動，也向外開散至越南廣泛流傳著。一行禪師多次談到這些內容，對他啟發甚深，在其著作中曾提到：「上世紀（十九世紀），給佛教太多黑暗，若沒有中國太虛大師的佛教復興運動之影響，越南佛教在1930年間的佛教復興運動，會遭遇更大的障礙。」太虛大師此時給一行禪師最大的啟示，是使他意識到原來除從軍之外，自己所選擇的出家之路，一樣可以實踐他心中對社會的關切與責任；選擇佛教和修行，並非消極避世，甚至能帶領這個一再受戰火延燒的國家，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