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中國佛教的積弱不振,是當時的佛教,已淪為專為「鬼」和「死人」服務,只在超薦亡靈或經懺佛事中出現的一種「儀軌」。太虛大師眼見此況,遂在1913年,提出佛教「教制、教產、教理」三方面的改革,試圖為當時佛教困境提出解方;同時也從此三大改革中,帶出了「人生佛教」的理念。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主要強調佛教是用來解決現實人生的問題,佛教的重心應從「彼岸」移轉到「此岸」、從「人死(鬼)」移轉到「人生(人)」,而在此前提下,舉凡對時代的關切與回應、社會的改革與關懷,都應是佛教須直視,乃至重視的積極參與課題。
此後的三十年,太虛大師著述不輟、辦學辦刊物,不但穿梭在教界、學界、政界,弘法足跡亦遠至歐美,成為第一位至西方國家弘法的中國佛教僧侶。凡此種種,均可見太虛大師推動佛教改革之心切與力行,是近代中國最早積極提倡佛教「人間化」的改革者;也是學界教界普遍公認第一位提出人間性佛教理論體系的建構者。
此時太虛大師復興佛教的理念,也隨著其積極的弘法腳步,流傳到了越南。雖然越南在十九世初三十年,也曾有復興佛教的聲音,只是當時未見成果;直到太虛大師革新佛教的理念進入越南,才又再次提振、接續了越南佛教這股改革動力。當時越南佛教刊物,如《慧炬》;或由太虛大師所創辦、亦廣泛在越南流傳的《海潮音》,都時常有人間性思潮的文章刊登。在多方佛教人士的討論、反省與自覺中,佛教應積極參與現實社會的理念,遂不只在中國佛教界湧動,也向外開散至越南廣泛流傳著。一行禪師多次談到這些內容,對他啟發甚深,在其著作中曾提到:「上世紀(十九世紀),給佛教太多黑暗,若沒有中國太虛大師的佛教復興運動之影響,越南佛教在1930年間的佛教復興運動,會遭遇更大的障礙。」太虛大師此時給一行禪師最大的啟示,是使他意識到原來除從軍之外,自己所選擇的出家之路,一樣可以實踐他心中對社會的關切與責任;選擇佛教和修行,並非消極避世,甚至能帶領這個一再受戰火延燒的國家,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