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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概念下，前述慈悲與正義彷彿此消彼長、彼強此弱的對斥張力，應轉而重視的，反而是中道平衡的合作關係，即慈悲之中不能沒有正義，正義之中也不能缺少慈悲。等於說，慈悲中的正義落實，與正義中的慈悲實踐，是一樣的重要，兩者既需中道而行，也要相互助成。深化慈悲，激勵道德勇氣的升起；反思正義，則使同理心更加敏銳，兩者的相互調和、兼而有之，將促成更細膩周延的思考，也相互牽制不致走向濫情理盲或法理無情的極端。 進一步來說，公益與公義，一者助於社會福利，一者助於社會制度，兩者從來都是相輔相成，各有不可取代的功能。公益慈善發揮救濟功能的同時，等於間接點出了社會制度的不足與缺失；而公義的社會運動，則可據此提出具約束力、強制力、前瞻性的舉措機制。同時，既是互補關係的兩者，也必然是尺有所長、寸有所短，有著各自的局限，如公義社會運動在急難災害現場，便顯得緩不濟急，而需要公益慈善團體在物質方面、心理方面，提供即時的援助與陪伴。 可見，公益與公義各有所適、各有所取，兼有兩個面向的落實，也就兼有兩個社會功能的發揮，偏於任何一端，對整體社會都是一種損失。而兩者的採納與平衡，也將助於整體社會對話，開創出更多相互理解的空間。如著名的南非人權運動領袖曼德拉總統（Nelson Mandela），其一生致力於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消除貧困不公等社會改革，但在曼德拉許多傳記或回憶錄中，卻多次提到寬恕的精神，可見其在公義的社會運動中，同樣也在闡發公益關懷中所強調的慈悲、友愛、同情、善解等感性精神，是以兩者相互支持著他的信念與行動，也以此來癒合人與人、族群與族群間的裂痕，達成整體社會的互助與合好。 *摘自《「人間佛教」的社會實踐──以證嚴法師與昭慧法師為對比探索》，〈「公益」與「公義」：入世關懷之對比〉。 相關文章： 公益vs公義（一）：如慈悲與正義之間 公益vs公義（三）：實踐分工，不礙理念相通  

公益與公義，乃異中存同、同中存異，彼此的關係，或可以兩者分別重於闡發的「慈悲」與「正義」來作討論。實際上，不論慈悲或正義，都因於緣起的整體性與相互依存性而來，只是慈悲重在相互依存的「情感面向」，因而強調大愛的實踐；正義重在相互依存的「事實面向」，因而強調平等的落實。而佛教既強調慈悲，同時也重視正義的明證，即是佛陀在二千五百年前，便敢於向當時社會體制挑戰，明確反對階級身分的種姓制度。實際上，不論慈悲或正義，都是我們對他人苦樂覺知能力的一種本能流露，對欺壓者的義憤與受迫者的同情，基本上是兩種同時升起的情緒反應，既是「慈，故能勇」 [1] ，也是「勇，歸因於慈」。因此，兩者表面雖看似相反相斥，但就內涵來說，其實是相成相立，難以選擇或切割其一。 如此相成相立（乃至相即相入）的關係，也彷彿公益與公義之間。舉例來說，慈濟多年以尊重生命、疼惜大地作號召，積極推動素食運動，最基本的，是希望喚起人們內在的悲心，打從內心去愛護一切生靈，進一步體認到人類與自然萬物的相繫共存。然而，可試想的是，慈濟「訴之以情」的同時，何嘗不是在推動一場「曉之以理」關乎生態正義、環境正義的社會運動？其內在的訴求理念，同樣是對人類忽視不同形式生命，與過度開發環境行為的導正。同樣的，昭慧法師看似強硬、抗爭的公義路線，源於的不也是一念悲心，而希冀打造一個眾生生而平等，沒有壓迫束縛，不因外在條件、型式相差，都享有一樣公平原則、一樣幸福權利，使整體福祉權益都相互增上的公益社會嗎？是故，昭慧法師曾說，慈善事業與社會運動的心理機制是一樣的「自通之法」……它只是在某一個臨界點上，在心理操作與技術操作的臨界點上，兩者分道揚鑣。 [2] 。可見，公益與公義一體兩面，一個人在公益（慈悲）的實踐中，必然會帶有公義（正義）的思考；反之，在公義（正義）的申張中，一樣不離公益（慈悲）的關照，兩者只是或隱或顯、或輕或重的問題。 [3] *摘自《「人間佛教」的社會實踐──以證嚴法師與昭慧法師為對比探索》，〈「公益」與「公義」：入世關懷之對比〉。 相關文章： 公益vs公義（二）：相輔相成，互為奧援 公益vs公義（三）：實踐分工，不礙理念相通   ----- [1] 王弼本《道德經》第六十七章。 [2] 釋昭慧，〈社會運動的佛教哲學〉，《弘誓》，第146期，2017.4，頁13。 [3] 此正如劉宇光所寫，「對眾生有真實承擔的佛教是不可能

理性精神自十七、十八世紀啟蒙時代，便引領著人類社會、政治、法律、宗教、哲學等不同面向的發展，啟蒙時代也因此被譽為「理性時代」（Age of Reason）。理性抬頭所帶來的深遠影響，不但現今許多主流價值，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本，都與理性精神緊密扣連著；同時，不論是現代社會的制度結構，或林林總總的生活模式，都與理性有關，均可謂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理性約定的產物。 「理性倫理」即是訴求理性的精神，同樣也可以應用在倫理領域，透過事理的釐清與建立，作為道德判斷的依循與行為的準則。如此的基本主張在於，世間事理背後，應是有一普遍、必然的道德原則，此道德原則如同自然法則般，均是不易的、共通的、放諸四海皆準的。而如同人類千百年來，不斷透過探尋自然界的原則定律，來認識這個世界一般，藉由對道德原理的探究，也會使我們更加了解道德本質與內涵，進而延伸內化成每個人立身處世的行為準則，形成整體社會的倫理規範。 牛津大學認知與演化人類學研究所，便曾就世界六十多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類社會，比對超過六百多篇、共六十萬字的民族誌，從中歸納得出七項普世共通的道德準則。 [1] 由這份具一定規模的跨文化道德調查可顯示，道德是有原則性的，即便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會，仍有許多相通的道德原則。換言之，倫理規範與道德感的養成，並非只能訴諸心性，以默契默會等抽象、不可言說的方式來完成，而是其中有原則可依循，可透過理性的過程來傳遞其中的意涵，由「明事理」而「辨是非」。此其一，可幫助降低感官直覺可能會有的錯誤判斷，回到原則性的基準上，作理性的思考與判斷；其二，培養事理的辨識與歸納能力，能助於舉一反三，面對不同的道德情境；第三，等於是從行為的源頭，也就是思想意志上，來強化道德認知與道德動機。 ----- [1] 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10.1086/701478

現代社會中，我們所處的制度，就是我們所在的環境。因此，某種意義上，健全的社會制度，也是一種「境教」，它提供基本的框架與條理，使大眾能夠明確依循，久而久之，身處其中的人們，也會隨著制度環境中所散發的道德氛圍，由外而內地建立起正確的價值觀。 此可借引英國首相邱吉爾曾說的：We shape our buildings; thereafter they shape us.（我們形塑建築，之後建築形塑我們），將句中的「buildings（建築）」換成「institutional（制度）」，應也是適用的，即我們形塑了制度，而制度也形塑著我們。同時，依行為主義（Behaviorism）主張人的思維、行為是與外界交互作用的結果可得知，人類的行為是有一定程度必須仰賴外在環境，由好的外在條件，引導建立好的行為。是故說，制度的建設，同樣也是一種教育方式，只是其著眼的是整體、宏觀的層次，是由框架結構與環境氛圍，來引導社會、引導人心。 基於佛教緣起的法則，依此世界的眾生，不但人與人之間、人與境之間，都是一體性而相互滲透、相互依待的；一如昭慧法師所說，我們無法擺脫見聞覺知的周遭環境，活在純屬「自我」的時空之中。而為西方世界所熟知的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或稱公民佛教、左翼佛教），也是在身、心、境三者密不可分的意義前提上，致力於制度環境的改革。總之，固然我們熟知的是「心淨，則國土淨」，但一樣不可或忘「國土淨，而心淨」的可能，即外境制度的淨化，同樣也會帶來心的淨化，是心淨則境淨、境淨則心淨，兩者不是單向的條件句，而可以雙向的成立。 [1] ----- [1] 如楊惠南在〈當代台灣佛教環保理念的省思〉一文中傳達的，佛土清淨是內心清淨的「因」、內心清淨是佛土清淨的「果」，因此，「心淨則土淨」，不只是簡單的條件句，而是雙條件句，兩者乃完全相等的同一件事情。參見林朝成，〈心淨則土淨：關於佛教生態觀的思考與挑戰〉，《佛教與社會關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財團法人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1996.1，頁179-193；楊惠南，〈當代台灣佛教環保理念的省思──以「預約人間淨土」和「心靈環保」為例〉，《當代》，104 期，1994.12。

禮就外在型式來看，雖是一種人際的責任和秩序，但與其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一種「行為的規範」，倒不如說是一種「情感的流露」；「人倫」是從「人情」而來，是在情的脈絡下，而說禮的節度。如劉照昌在〈人本倫理及道德涵義──禮之情用〉一文寫道，「禮之所本在人情而已，若於就人之情、於父母的孺慕之情、於鄰裏之誼，皆出於弗學而能的自然本性」 [1] 、「禮雖因分位不同而有文理之異，其本在人情，而人情乃人人所具，情之表現在於當然之節及自然流露」 [2] 。此外，中國傳統亦有「道始於情」之說， [3] 認為性與情為道的根源，人道（社會的道理、做人的道理）是由於人們相互之間存在著情感才開始有的； [4] 而人道的具體表現，即是在人性、人情之上，施予禮樂教化的成德之教。 [5] 換言之，常道出於常情。禮作為天理與人道，其之本在情，是先有情，而後才有禮；禮是根源於內在的自然情感，而轉化成外在的誠意表現。因此，證嚴法師談禮，亦多從情感面向切入；人倫禮教中，緊扣的始終是人倫之情。如其曾回憶道： 我這一代小時候非常童真，過著很實在、單純的生活……雖然人人家境不是很好，但孩子們都很乖，能體貼父母的心意，兄姐們會替父母負起帶領弟妹的責任。所謂「長兄如父，長嫂如母」……不論是親子或手足之情，都很溫馨，此種家庭倫理的次序，非常安詳、甜蜜。 [6] 因此，在證嚴法師重情、重禮觀念的帶領下，擬家庭的人倫結構與人情互動，一直是慈濟社群的特色。在這個交織宗教情感與家庭情感的大家庭中，有慈誠爸爸、懿德媽媽、慈青與慈少孩子，作為大家長的證嚴法師，既是以人倫情感牽繫著彼此，也以當中的本分責任，作為教導弟子立身行事的標準。而家庭倫理之所以向來為證嚴法師所重視，正是因為它是維繫社會最基本的綱常秩序，當中蘊含的人倫之理，即做人處世之理，其所期待的「從『家庭之禮』推及鄰里社區有禮，進而普遍到整個社會，洋溢禮儀之美」 [7] ，也就是從人最基本的親情出發，將愛家人之心、待家人之心，由近而遠、推己及人擴散成愛天下人之心、待天下人之心，如此，整體社會的民風美德、道德倫理，也自然會從中被逐漸陶養出來。 總之，情為禮之實；繫於情之禮，方是人與人交往互動、實現禮儀社會的基礎。易言之，是有情，便自然有禮、有序。因此，與其說證嚴法師重視的禮教，是一種「規範」，不如說是種「默契」，是出於人之常情，自然而然產生禮的應對，是很自然地由「通情」而「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