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tting

人倫是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倫理基礎，也是華人社會幾千年傳承中最核心的道德價值。它由禮法擔崗，是人與人之間關係、互動的準則，也是社會秩序最基本的框架。人倫與禮法是相繫的，人倫的表現在禮，而禮的內涵在人倫，如《晏子春秋》中，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為「禮之經」；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為「禮之質」， [1] 或《荀子》〈致士〉篇：「程者物之準也，禮者節之準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可見，不論是禮的內涵或對象，都與人倫密切相關，是由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等人際關係中合宜的應對進退，構成了禮的行為規範。 在證嚴法師的禮法觀念上，亦特別重視人倫。在其所著《有禮達理》一書，談禮的其一面向，便是「人倫章法」，是由正名分、守本分，規範起人際之間合宜的相互應對。因此，證嚴法師談禮，總是放在「克己復禮」的脈絡下來談，強調欲復禮，當先克己，當中克己所指的，無非人倫本分的實踐；而當人人能各安其份、各行所宜時，所展現出來的和諧秩序之美，便是禮。如其在〈克己復禮──回歸禮儀社會〉一文談到： 孔子認為禮樂制度是恢復社會穩定的良方，期能以「德」導向，在禮壞樂崩的亂世中，重建「長幼有序、上下有愛」的禮儀社會。 這就是我常說的「守本分」。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責任。例如男眾，在家庭中扮演父親的角色，要盡好為人夫、為人父的本分；年輕人要懂得孝順父母、尊敬師長、用功讀書，盡好為人子、做學生的本分。人人守本分，就是有禮、懂禮、行禮的表現。 [2] 可見，「禮者，人道之極也」，盡人事即顯禮，如朝鮮哲學家丁若鏞對「克己復禮為仁」的解釋為：「仁者，人也，二人為仁，父子而盡其分則仁也，君臣而盡其分則仁也，夫婦而盡其分則仁也……凡人與人盡其分，斯謂之仁」。 [3] 意即克己復禮為仁，而仁無非人人各盡其分。禮的概念，其實是緊扣著「敦倫盡分」，由每個人善盡本分之責而來的。 對證嚴法師來說，此倫序非但等同禮序，也等同自然之序， [4] 如其曾形容人倫道德「一如推動星球運轉之力」，無形無相，但確實存在。 [5] 意即人倫之禮，無異於天地之道，此與《禮記》中說：「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或朱熹解釋禮為「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一般，都是將禮與天理、與人道劃成等號，等同自然秩序、人倫日用來理解。在此脈絡下，可說不

論文進入最後尾聲階段，寫結論，似乎也是在打包自己在這段過程中，諸多的感想與心得。 宗教與政治看似南轅北轍，但其實兩者都是強烈的意識型態，一旦有所認定，通常不易改變。防禦與捍衛的心理，多少總是有的，只是或隱或顯、或輕或重的問題。政治是如此，或許較不難想像，但其實宗教也是，忠誠與排他，往往是同時並存的。 也因此，許多之所以能開創一番新局、顯出不凡的宗教人物，除了是因信仰動機，更多的，其實是來自於他們的信仰格局。以我自己研究主題的證嚴法師與昭慧法師來說，最初便是因為看到這篇 〈交相映現法界的光輝〉 ，有了很深的感動：「透過昭慧法師情真意切的告白，彷彿讓我看到了一幅由兩人搭起手，景致千差萬異，卻又和諧共融的開闊佛教格局」，於是當作一篇期末作業來交，而後發展成碩士論文。 事實上，平凡如我們，其實是很難去看見與欣賞另一個和自己不同的人事物。但以上述的兩位法師來說，僅管性情、風格、路線迥然相差，卻是惺惺相惜、相互珍重。昭慧法師每逢因緣時機，必探望證嚴法師；2014年，內湖園區爭議案時，他獨自一人親上火線，為慈濟發聲。證嚴法師為此，對昭慧法師表達深重的感激，卻也對他在此之中所受的波及與委屈，感到萬分不捨；此外，2021年，昭慧法師獲頒日本庭野平和賞時，證嚴法師尤特別指示大愛電視台，務必全力支援相關的錄影工作。 昭慧法師在憶及他與證嚴法師互動的過往時，曾自言兩人是「溫婉堅毅的大姐姐會遇了刁蠻剛強的小妹妹，不冒出些許火花，也難！」或許早期的兩人，的確是相碰的「火花」，但到了晚期，卻應說是各自絢爛卻又相互輝映的兩道「煙火」。從批判到和好、從平行到相挺，我總覺得是兩位法師的心胸與氣量，成就了他們開闊的志業格局，也成就了當今臺灣人間佛教的活躍與多元。 這裡所說的格局，倒不是指他們對自身領域的抱負或規劃等等，而是指他們對彼此的欣賞與成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是社會學家費孝通提出的文明共處原則，這在兩位法師的互動與共同呈顯出的人間佛教景致中，應是得到了相當的體現。有時想想，或許人間佛教的體質本是這般，不只兩位法師如此，上溯至人間佛教的思想源頭：太虛大師與印順法師間，亦復如是。師生兩人在思想、性格及對佛法的抉擇立場上，均有諸多的不同，然太虛大師卻對印順法師提攜倍至，讓印順法師多次在著作中，提及對太虛大師的感念與敬意。而這樣的師徒互動，亦同樣出現在印順法師與證嚴法師之間、與

八月底研討會上，有人提問到關於倫理可能會因時代變動的問題。我當時大概的回答是：佛教的法義，基本上便是從動態的緣起觀開展的。所以，以佛教的角度談倫理，應該本就是一個會變動、應該變動的議題；即便將佛陀時代的倫理觀與行為規範，原封不動地搬到現代社會，也不見得就是全然理想的。 後來想想，這樣的回答，只說了一半，大致是「 隨方毘尼 」的部分，即佛教的行為戒律，是可隨風俗民情，而有所調整、有所取捨。然這說的是「變」，可變、應變，但其實完整的佛教倫理，應該也包含了「不變」，變與不變，兩者必須同時存在，變中有不變，不變中有變，乃互為牽制、互為反省。「變」時，得思考「不變」，那個核心而不可易的概念是什麼；反之，「不變」時，得斟酌「變」，當中可更動的是什麼，又能更動到什麼程度。 當然，倫理議題之所以難解，往往是因為其牽涉複雜。但若以此中道的思考為最基本的原則掌握，先釐清何者不變、何者應變，後拿捏兼顧、平衡的方式，至少應是能助於我們初步劃開一些迷霧，作為一種思緒理路的前導。 ----- 後記： 然而，或許倫理議題的爭論、無有定論，也就在於，你認為可變的，是我覺得不可變的；而我堅持不可變的，是你主張可變的吧……

佛教的因果，雖是相生相成，具有雙向成立的關係；大致上，既能由因而果，亦相當程度能由果推因。但在詮釋與表述上，「勿造惡因，遠離惡果」，與「就其惡果，說必有惡因」，還是不太相同。好比經典上說不殺生，可遠離短壽多病；與我們看到人遇災劫，便說這是因果業報，所傳遞的重心，尤其是給人的感受，還是十分不同的。 佛教因果觀的用意，還是在於事理的爬梳、前因的導正，而不是在後果上，以恐怖意識來嚇人；是教導「謹慎於因」，而非「論斷於果」。兩者或許盡乎相當、可逆，但仍有側重的不同與輕重強弱的差異。 相關文章： 積極的因果觀

本身從事文字相關工作，也愛看書，算得上是與文字相處多年。這幾年則逐漸發現自己閱讀與寫作風格上的轉變。年輕時看書，即便對書中內容，體會得不深，光就欣賞文字，也是一種享受。現在看自己當時寫的文章，也大多是這般，泰半是為賦新詞強說愁、妝點賣弄多些。之後，隨著人生閱歷有了，書卻是讀得愈簡愈白，愈不耐文字上過多的妝飾，或迂迴、或隱晦。 這或許也是發現自己喜愛的原來是「哲學」，而非「文學」的一個過程。尤其是讀研究所這幾年更是，學術的要求在真、在名實相符、在嚴謹精確，尤其老師教授們個個是「明眼人」，不是在文字上炫技、丟幾個華麗的煙霧彈，就可以矇混過去的。 當然這也不是說對文字完全不講究，只是希望自己現在的寫作，是真誠、簡明而紮實的，用字的精確與誠懇，應更重於觀賞性和優美性。 尤其我希望將這樣的風格，帶入佛學的寫作與探討中。大乘佛教（尤其是傳入中土後，與玄學、老莊合流的佛教）為聲聞佛教批評的其一原因，就是想像過多、玄妙過甚，而失去了原初佛教素樸、務實、經驗的性格。但實際上，中國化的佛教，不論在思想層次、修養層次，亦有其深刻、深厚的內涵，只是在傳統上，慣以「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方式來詮解事理。這種超言絕象的敘事風格與宇宙觀，雖是中國哲學的特色，但過度的虛玄、隱喻、想像與高攀，卻反成一種撲朔迷離、虛無飄渺的空中樓閣。 誠然，在宗教上，境界的表彰固然重要，但仍可以試著使其明朗些、透亮些、可親近些；如印順導師說，佛法雖然高深，但必須立基於平常，本於人人能「知」能「行」的常道。既是要使人人都能理解、都能實踐，我想，表達方式的淺顯易懂、平易近人，應該是有其必要的。 總之，既是反璞歸真，也是回到寫作「述志為本」的立意與初衷。如劉勰〈情采〉一文寫的：「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