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情」而「達禮」

禮就外在型式來看，雖是一種人際的責任和秩序，但與其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一種「行為的規範」，倒不如說是一種「情感的流露」；「人倫」是從「人情」而來，是在情的脈絡下，而說禮的節度。如劉照昌在〈人本倫理及道德涵義──禮之情用〉一文寫道，「禮之所本在人情而已，若於就人之情、於父母的孺慕之情、於鄰裏之誼，皆出於弗學而能的自然本性」[1]、「禮雖因分位不同而有文理之異，其本在人情，而人情乃人人所具，情之表現在於當然之節及自然流露」[2]。此外，中國傳統亦有「道始於情」之說，[3]認為性與情為道的根源，人道（社會的道理、做人的道理）是由於人們相互之間存在著情感才開始有的；[4]而人道的具體表現，即是在人性、人情之上，施予禮樂教化的成德之教。[5]

換言之，常道出於常情。禮作為天理與人道，其之本在情，是先有情，而後才有禮；禮是根源於內在的自然情感，而轉化成外在的誠意表現。因此，證嚴法師談禮，亦多從情感面向切入；人倫禮教中，緊扣的始終是人倫之情。如其曾回憶道：

我這一代小時候非常童真，過著很實在、單純的生活……雖然人人家境不是很好，但孩子們都很乖，能體貼父母的心意，兄姐們會替父母負起帶領弟妹的責任。所謂「長兄如父，長嫂如母」……不論是親子或手足之情，都很溫馨，此種家庭倫理的次序，非常安詳、甜蜜。[6]

因此，在證嚴法師重情、重禮觀念的帶領下，擬家庭的人倫結構與人情互動，一直是慈濟社群的特色。在這個交織宗教情感與家庭情感的大家庭中，有慈誠爸爸、懿德媽媽、慈青與慈少孩子，作為大家長的證嚴法師，既是以人倫情感牽繫著彼此，也以當中的本分責任，作為教導弟子立身行事的標準。而家庭倫理之所以向來為證嚴法師所重視，正是因為它是維繫社會最基本的綱常秩序，當中蘊含的人倫之理，即做人處世之理，其所期待的「從『家庭之禮』推及鄰里社區有禮，進而普遍到整個社會，洋溢禮儀之美」[7]，也就是從人最基本的親情出發，將愛家人之心、待家人之心，由近而遠、推己及人擴散成愛天下人之心、待天下人之心，如此，整體社會的民風美德、道德倫理，也自然會從中被逐漸陶養出來。

總之，情為禮之實；繫於情之禮，方是人與人交往互動、實現禮儀社會的基礎。易言之，是有情，便自然有禮、有序。因此，與其說證嚴法師重視的禮教，是一種「規範」，不如說是種「默契」，是出於人之常情，自然而然產生禮的應對，是很自然地由「通情」而「達禮」、由「合情」而「合禮」。於此觀之，其對禮儀社會的提倡，便不只是外在禮儀、禮節的形式，更多的是為復振過去人與人之間情感的交流，重現尚情的倫理社會。

荀子謂「禮之理誠深矣」[8]，禮影響華人倫理思想兩千年，涵蓋的面向甚深甚廣，不易盡述全貌。本文則嘗試取其中禮之於人倫、之於人情，與證嚴法師的禮教、慈濟社群的特色，來說明其倫理型態之大要。總括上述，證嚴法師的禮度，既離不開克己的人倫本分，亦離不開自然的人情天性，乃包涵著人倫的重建，及人情的體貼與涵養，是以此為訴求的核心，而推展成人格、修身、禮教等不同的實踐面向。因此，回探禮之存在必有所本，而嘗試還原證嚴法師禮度之最素樸的原意與初衷，應是無外乎啟發一個人具備合於常情常道的自覺與本分，是由人與人之間的設身處地、同情同理，建立起各得其宜的應對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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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劉照昌，〈人本倫理及道德涵義──禮之情用〉，《能仁學報》，第四期，1995，頁328。
[2] 參見劉照昌，〈人本倫理及道德涵義──禮之情用〉，《能仁學報》，第四期，1995，頁325。
[3] 「道始於情」，語出〈性自命出〉，為郭店楚簡儒家文獻之一。原句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
[4] 湯一介〈「道始於情」的哲學詮釋〉，《學術月刊》，第 7 期，2001 。
[5] 如謝君直在〈郭店儒簡〈性自命出〉的人道思想〉一文寫道：「『人道』的擘劃是針對『性』之有『情』的呈現而實踐人文之『義（禮）』的教化」」、「〈性自命出〉有一半的篇幅特別強調『教』與『學』的推行，它們的具體內容就是詩、書、禮、樂，〈性自命出〉云：『詩、書、禮、樂，其始出皆生於人』，即人的意義當包含禮樂教化等成德之教」。謝君直，〈郭店儒簡〈性自命出〉的人道思想〉，《東吳哲學學報》，第21期，2010，頁46。
[6] 釋德𠆩編撰，〈落實「社區志工」──從「阿爸牽水牛」談起〉，《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慈濟文化出版社，2009.4，頁124-135。
[7] 釋德𠆩，〈欲「復禮」，先「克己」〉，《慈濟月刊》，第485期。
[8] 《荀子．禮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