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中，我們所處的制度，就是我們所在的環境。因此，某種意義上，健全的社會制度，也是一種「境教」，它提供基本的框架與條理，使大眾能夠明確依循，久而久之，身處其中的人們，也會隨著制度環境中所散發的道德氛圍，由外而內地建立起正確的價值觀。
此可借引英國首相邱吉爾曾說的：We shape our buildings; thereafter they shape us.（我們形塑建築，之後建築形塑我們），將句中的「buildings（建築）」換成「institutional（制度）」，應也是適用的，即我們形塑了制度，而制度也形塑著我們。同時，依行為主義（Behaviorism）主張人的思維、行為是與外界交互作用的結果可得知，人類的行為是有一定程度必須仰賴外在環境，由好的外在條件，引導建立好的行為。是故說，制度的建設，同樣也是一種教育方式，只是其著眼的是整體、宏觀的層次，是由框架結構與環境氛圍，來引導社會、引導人心。
基於佛教緣起的法則，依此世界的眾生，不但人與人之間、人與境之間，都是一體性而相互滲透、相互依待的；一如昭慧法師所說，我們無法擺脫見聞覺知的周遭環境，活在純屬「自我」的時空之中。而為西方世界所熟知的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或稱公民佛教、左翼佛教），也是在身、心、境三者密不可分的意義前提上，致力於制度環境的改革。總之，固然我們熟知的是「心淨，則國土淨」，但一樣不可或忘「國土淨，而心淨」的可能，即外境制度的淨化，同樣也會帶來心的淨化，是心淨則境淨、境淨則心淨，兩者不是單向的條件句，而可以雙向的成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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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楊惠南在〈當代台灣佛教環保理念的省思〉一文中傳達的，佛土清淨是內心清淨的「因」、內心清淨是佛土清淨的「果」，因此，「心淨則土淨」，不只是簡單的條件句，而是雙條件句，兩者乃完全相等的同一件事情。參見林朝成，〈心淨則土淨：關於佛教生態觀的思考與挑戰〉，《佛教與社會關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財團法人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1996.1，頁179-193；楊惠南，〈當代台灣佛教環保理念的省思──以「預約人間淨土」和「心靈環保」為例〉，《當代》，104 期，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