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公益與公義各具功能，兩者乃互即互益的合作關係。曾有論者稱慈濟對公眾事務的參與，只專注於特定層面，忽略結構性的問題；同樣的，也有人認為社會運動的制度改革不究竟，當從教育人心著手。這些觀點建議，並非難以理解，但事實上實踐分工，並不礙於理念相通，各個團體各有側重、各有強項，這也符合現代社會專業分工的趨勢。如醫學的分科，即代表人體各個系統，需要更細緻的分門領域，分工分化的發展，其實有助於人類醫學的整全進步。易言之，所謂合作互補，是建立在各自專長的領域上，發揮不同的社會功能與貢獻，而非勉而求同，削弱抹平彼此的特色。
這亦可從昭慧法師寫過的幾段內容，得到類似的啟示。其一，是在〈交相映現法界的光輝〉一文，[1]昭慧法師文中提及他與證嚴法師入世實踐風格、路線的諸多差異，然卻也在多年後體會到「也許，緣起世間的眾生根性不一，慈善救濟與社會運動，也各有其功效與局限，不可能形成單一的標準答案」；及在另一篇〈當代台灣「人間佛教」發展之回顧與前瞻〉中，[2]也有相同的感觸：「社會關懷的任何一種路線，都有其因緣條件的限制。完全不介入法律與政策的慈善救濟，以及擺明要介入法律舆政策的社會運動，各有特長，也各有瓶頸，因此不妨各司其職，互為奧援，共同促進『嚴土熟生』的大乘理想」。
我們的社會是一個規模且複雜的有機體，乃由不同層次、方面，相互作用、交錯而成，本不易有一組織團體可以面面俱到、一手包辦。而大乘佛法的超越性，也在於核心精神的掌握下，能夠包容不同形式差異的發展，而非定型化長成每個都一樣的模子。再者如前述，兩位法師帶領的成員組成明顯不同，一個是情感導向的人情社群，一個多為理性導向的知識份子，是故其性情特質、心理需求，與期待中信仰實踐的方式，亦有著極大的相差。我們無法期待慈濟涉入公共政策，或昭慧法師投入慈善關懷，一樣會有出色的表現。好比不同的孩子，總有不同的特質與天賦，放在對的位置，順勢發展，才能發揮所長。各有差異，也代表各有專精，就整體言，是分工而合作、互異而互補，而臺灣人間佛教也是在這樣開放的原則與空間下，共構起這片多元並茂的蓬勃景況。
*摘自《「人間佛教」的社會實踐──以證嚴法師與昭慧法師為對比探索》，〈「公益」與「公義」：入世關懷之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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