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證嚴法師：延續傳統，承先啟後
證嚴法師之重視人倫常情，除了是受儒家觀念的影響，也與其成長背景有關。其曾談道：「在我這一代，我們小時候非常童真，過著很實在、單純的生活。雖然人人家境不是很好，但孩子們都很乖，能體貼父母的心意，兄姐們會替父母負起帶領弟妹的責任。所謂『長兄如父，長嫂如母』……不論是親子或手足之情，都很溫馨，此種家庭倫理的次序，非常安詳、甜蜜」[1]。實際上，諸如此類對舊時社會家庭倫理的懷念，在證嚴法師開示中經常可見，也是同在那一時代臺灣人共同的懷念。[2]在一份1994至2004年有關臺灣社會價值取向、價值觀、文化價值變遷的研究中顯示，「家庭和諧」一直是臺灣社會長期以來重視的核心價值。[3]這反應出臺灣社會在華人文化的養成中，實深藏著一份人倫秩序的期待。此項調查顯示的，與長期研究慈濟社會現象的丁仁傑所提出的觀察，亦可相呼應。丁仁傑認為，以回復傳統人倫關係為使命的復古特質，正是慈濟深獲社會共鳴，在臺灣1980年代後出現驚人成長與發展的原因。[4]換言之，六、七十年代的臺灣，雖然經濟與生活型態已逐漸改變，但仍有相當一部分人，對證嚴法師提倡的家庭倫理、人際倫理等觀念深感認同，也由此認同，而進一步轉為信仰上的追隨。可說證嚴法師在當時引領的，不只是一股匯聚愛心的慈善量能，也是臺灣社會對心中理想秩序的一種嚮往和推進。
2. 昭慧法師：與時俱進，開拓創新
相對的，昭慧法師則成長於晚二十年後的臺灣，其從佛教領域轉入社會運動的時期，正是臺灣解嚴後，脫去威權枷鎖，逐漸進入現代化、自由化社會的年代。此時，原有的傳統價值雖仍持續保留，但許多新的現代觀念，包括自由、民主、平等、獨立的現代價值，亦隨著理性、科學態度的昂揚，日益受到重視。這些新觀念的引入，均直接間接使得社會的道德觀與倫理意識，開始產生變化，逐漸發展出新的價值型態。
換言之，禮度與理度，其實是兩套對應不同時代背景的倫理觀。證嚴法師是帶著過往鄉土時代的人情回憶，跨入社會轉型的年代，而在社會朝都市化發展、生活型態大幅轉變中，證嚴法師有感於人的異化疏離，因此希望將舊時社會的民風美德，繼續傳承下去，其便多次提到「愛要向前推動，禮則要回歸復古」。昭慧法師則處在破舊立新的時期，社會開始接收新觀念、新價值，也開始將這些觀念方法，應用在倫理思考上，希望將抽象的道德概念，發展成為客觀推理的原則性準則。兩位法師都處在某種價值轉換的時間軸上，只是面對新舊交替，兩人有不同的態度，證嚴法師重在延續傳統，「承先啟後」多些；昭慧法師重在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多些。
*摘自《「人間佛教」的社會實踐──以證嚴法師與昭慧法師為對比探索》，〈「禮度」與「理度」：倫理規範之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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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釋德𠆩編撰，〈落實「社區志工」──從「阿爸牽水牛」談起〉，《證嚴上人思想體系探究叢書【第一輯】》，慈濟文化，2009，頁133-134。
[2] 對此，丁仁傑在分析慈濟的社會現象時，曾寫道：「不論是『人間佛教』的實踐模式，或是寬廣深厚的『慈悲情懷』，其實都是與臺灣人的歷史經驗密不可分的，而這也正是構成了一個使證嚴法師的意念與行動能夠和廣大臺灣民眾心理產生共鳴的基礎。」丁仁傑，〈臺灣社會與慈濟功德會──慈濟現象的社會力分析〉，《社會脈絡中的助人行為：臺灣佛教慈濟功德會個案研究》，聯經，1999，頁386。
[3] 參見黃囇莉、朱瑞玲，〈是亂流？還是潮起、潮落？──尋找台灣的「核心價值」及其變遷〉，《台灣的社會變遷1985~2005：心理、價值與宗教》，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2，頁21。
[4] 參見丁仁傑，〈市民社會的浮現或是傳統民間社會的再生產？——以臺灣佛教慈濟功德會的社會實踐模式為焦點〉，《臺灣社會學刊》，第38期，2007，頁35。同時在此文中，丁仁傑也寫道：「若扣緊儒家的社會倫理來看，慈濟卻不是全新的，反而只是強化了原有儒家社會倫理的一種新的具有佛教組織化型態的社會團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