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述治本思考可知，兩位法師只是分別以「心」與「境」作為社會再造的起點、分別就不同的問題來應病予藥。兩位法師好比兩位社會醫生，證嚴法師是傳統的、溫和的、重視體質調理的中醫；昭慧法師則是現代的、效率的、重視病灶處理的西醫，中西醫之間，是各有專精、各有特長。而治心與治境，亦可以印順導師曾說的佛法化世的兩大根本原則：「導之以法」與「齊之以律」的相互關係來略作比擬：[1]
大致說來，證嚴法師治心的社會再造，契合於「法」的「內心的、德化的、自律的、行善的」，而昭慧法師治境的社會再造，相通於「律」的「制度的、法治的、他律的、息惡的」。然而，既是分化而對舉，各有所長中，亦無可避免有著各自的局限。以德化治心，可能的難題有：一、教化時效慢、一個集體共識、觀念的養成，往往需要一個世代、三十年的時間；二、容易離於現實，變成不切實際、孤懸的形而上理想；三、過於標高的道德規範，基本上難以成為一個社會普遍的「通則」；四、「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心證標準，在分工簡單、互動單純的時代，或許尚可行，但一旦進入複雜的現代社會，也會因缺乏明確的依循原則與強制力，徒增社會的不確定與不安全感；五、道德勸說在某些方面，不比具體的法律政策實際、效力，公權力的介入，往往是使社會秩序快速就軌的有效手段。
相對的，以法治治境，可能的困境有：一、容易忽略個體的差異與需求；二、流於機械性的思考、缺乏變通彈性而不通情理；三、愈嚴密的監督機制，所付出的社會成本，相對也愈高；四、人的社會生活涉及多種層面，並非都是法治所能規範的範圍，法律僅僅只能涉及刑事與民事；五、雖然道德教化時效慢，但法令制度的設立與改革，也未必有想像中快速。尤其在價值紛立的現代社會，一個政策的推行，同樣必須經過漫長的社會對話與社會努力，才能使原先一個少數的「想法」，慢慢地成為一個多數的「意願」，而最終成為一個「法案」。這些社會共識默契的產生，都非一蹴可幾，同樣必須經過相當時間的醞釀過程，方能成形。
除此之外，我們可再試想幾個較為具體的問題：印度憲法雖已明文禁止種姓歧視，但種姓階級卻還是如宿命的枷鎖，深深烙印在印度人民心中，如此，只有制度的解放，而無「人人平等」觀念上的解放，能實現的社會正義有多少？或當在思考社會貧窮問題時，若能在制度上有一個健全的經濟機制，杜絕財團的壟斷剝削、阻斷貧富不均的發止，有一個公平的教育、考試制度，幫助社會底層翻轉階級，會不會整個社會因此脫貧的人，會比我們不斷勸善濟貧所能受惠的人更多？再如環保議題上，如果我們能在制度上針對不法工業所帶來的空氣汙染、河川汙染、化學汙染，提出明確具體的罰則規範，會不會遠比我們單從個人方面宣導垃圾不落地、資源回收，所能為環境帶來的守護更為有效？
*摘自《「人間佛教」的社會實踐──以證嚴法師與昭慧法師為對比探索》，〈「治心」與「治境」：社會再造之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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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釋印順著，〈律制與教內對立之傾向〉，《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正聞，1994，頁176-177；釋印順著，〈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人間佛教論集》，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2017頁48；釋印順著，〈泛論中國佛教制度〉，《教制教典與教學》，正聞，2012，頁1。